中国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业委员会
通信作者：姚欣yaoxin@tjmuch.com
摘要：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是前列腺癌治疗的终末阶段，治疗选择有限，预后较差。近年来，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作为一类新型靶向药物，已在mCRPC治疗中展现出显著疗效，尤其适用于携带同源重组修复（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repair，HRR）基因突变（如BRCA1/2）的患者。为规范PARP抑制剂在国内mCRPC患者中的临床应用，中国抗癌协会泌尿肿瘤专业委员会组织多学科专家，基于循证医学证据与临床实践经验，制定了本共识。本共识系统阐述了PARP抑制剂的作用机制、适应证、基因检测策略、治疗方案及不良反应管理。此外，共识还指出PARP抑制剂在老年、肝肾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中的使用原则，强调个体化治疗的重要性。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规范化指导，推动mCRPC精准治疗的发展，改善患者预后与生活质量。
关键词：PARP抑制剂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同源重组修复基因突变基因检测
1背景与目的
1.1背景
前列腺癌是全球男性中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特别是在老年男性群体中，发病率较高。根据近期的全球前列腺癌统计数据，2022年全球前列腺癌新发病例数为1467854例，死亡病例数为397900例。其中，发病率最高的国家是美国（75.2/10万），中国死亡率是（3.3/10万），前列腺癌已经成为男性癌症相关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1]。中国晚期前列腺癌发病比例远高于发达国家，而晚期前列腺癌的治疗方案目前主要是以激素剥夺治疗（如内分泌治疗）为基础的联合治疗[2]。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castration-res-istant prostate cancer，mCRPC）是指在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metastatic hormone-sensitive prostate cancer，mHSPC）治疗后出现进展的阶段，是转移性前列腺癌治疗的终末阶段[3]。该阶段多伴随肿瘤耐药性提高、进展加速、临床症状加重，是晚期前列腺癌治疗的难点。当前，针对mCRPC的治疗手段包括内分泌治疗、化疗、免疫治疗、靶向治疗等，但效果有限，有效率低，治疗维持时间短。在这种背景下，亟需开发新的治疗策略，以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与预期寿命[4]。
近年来，聚（ADP-核糖）聚合酶抑制剂（PARP抑制剂）作为一类新兴的靶向治疗药物，在多种恶性肿瘤中展现出良好的治疗潜力。尤其针对DNA损伤修复通路异常的肿瘤，PARP抑制剂通过阻断基础的DNA单链断裂修复机制，诱导合成致死效应，显著增强肿瘤细胞的凋亡率，为同源重组修复（HRR）突变患者提供了全新的治疗策略与临床获益路径[5]。
在前列腺癌治疗领域，PARP抑制剂的临床应用日益受到重视。研究证实，携带HRR通路相关基因突变的mCRPC患者对PARP抑制剂治疗反应良好，该类药物可显著延缓其疾病进展并改善无进展生存期（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此外，初步临床研究也提示，即使在未明确检测到HRR通路相关基因突变的患者中，PARP抑制剂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等方案也可能带来一定的临床获益。因此，PARP抑制剂不仅为mCRPC患者提供了重要的新型治疗选择，也推动了该疾病领域向精准医疗和个体化治疗方向的发展[6-7]。
然而，近年来随着PARP抑制剂相关临床数据的快速更新，国内目前尚缺乏基于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制定的、专门针对mCRPC患者的PARP抑制剂临床应用共识。此现状直接导致临床实践中对PARP抑制剂的最佳干预时机（如治疗线数）及适用患者仍存在显著争议。亟需通过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和专家共识，进一步明确其规范应用策略，以指导临床决策并优化患者获益。
1.2目的
本共识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一套基于当前循证医学证据、契合中国晚期前列腺癌临床实践现状的PARP抑制剂规范化应用指导意见，优化mCRPC患者的治疗路径，从而提高治疗反应率，延长总生存期（overall survival，OS），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QoL）。具体目标包括：1）确定PARP抑制剂在mCRPC中的适应证：根据现有研究，明确PARP抑制剂治疗适应证，如基因突变类型（如BRCA1/2突变），以帮助医师在治疗决策中做出精准判断。2）制定最佳治疗策略：基于不同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合理的PARP抑制剂使用方案，包括药物选择、剂量、治疗周期以及联合治疗的策略等。3）优化临床实践：通过本共识的指导，规范临床使用，避免滥用或不当使用PARP抑制剂，提高不良反应的管理，降低治疗相关风险，避免医疗资源浪费。4）提升患者预后：通过科学的药物使用和合理的治疗策略，提高mCRPC患者的疗效和生存率，同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5）促进个性化治疗：依据患者的基因特征和临床病理表现，推动前列腺癌治疗的个性化和精准化，最大程度地提高PARP抑制剂的治疗效果。
1.3共识制定方法
本共识制定成员由来自泌尿外科、肿瘤科、肾内科等多个学科的专家组成。本共识为确保推荐意见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制定过程遵循以下步骤：1）确定临床问题：通过广泛的文献回顾，筛选出关键的临床问题和争议点。专家组成员在审议后进一步细化和补充，最终选定10个需要在会议中讨论和投票的核心问题。2）起草共识意见：基于文献研究和专家的临床经验，初步形成推荐意见，并提交至讨论会议进行投票决策。3）投票决策：专家组采用两轮投票的方式，充分采纳各方意见，并对每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在投票过程中，若超过80%的专家一致支持某项推荐意见，则该推荐等级定义为“强”；当支持比例在50%到80%之间时，推荐等级定义为“中”。当支持比例小于50%时，推荐等级定义为“弱”。
2 PARP抑制剂在mCRPC治疗中的应用
PARP抑制剂通过抑制PARP酶活性，阻止肿瘤细胞修复DNA损伤，特别是在HRR基因突变的肿瘤细胞中，这些细胞无法有效修复DNA，因此对PARP抑制剂高度敏感。PARP抑制剂已成为理想的靶向治疗手段，能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8-9]。mCRPC患者对PARP抑制剂如奥拉帕利和他拉唑帕利显示出显著疗效，显著延长PFS，并在部分患者中改善治疗反应。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PARP抑制剂不仅对HRR突变患者有效，还能提高部分无HRR突变患者的生存率[10]。
3基因检测在mCRPC治疗中的重要性与作用
基因检测在mCRPC患者的治疗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个体化治疗已成为癌症治疗的关键方向。基因检测可以帮助医师全面了解肿瘤的遗传特征和变异，从而为治疗决策提供精准的依据[11-12]。在mCRPC阶段，由于肿瘤异质性显著增加，传统治疗方法的疗效有限，因此基因检测能够为治疗提供新思路，帮助判断患者是否适合PARP抑制剂、免疫治疗等靶向治疗，从而提高治疗的精确性与疗效[13-14]。
推荐意见1：最佳的基因检测时机应为mCRPC的一线治疗阶段（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中；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61.54%，部分同意：38.46%）。
关于最佳的基因检测时机，专家组意见存在一定争议。根据专家投票结果，61.54%的专家认为，最佳的检测时机应为mCRPC的一线治疗阶段。此时，患者的疾病尚处于早期，基因检测可以帮助评估患者是否适合靶向治疗，进而为后续治疗方案的选择和优化提供依据。38.46%的专家部分同意基因检测时机应为mCRPC的一线治疗阶段，其中30.77%认同最佳检测时机是mHSPC阶段，7.69%专家认同基因检测时机应为mCRPC的一线治疗后进展。
3.1基因检测与治疗选择
基因检测能够识别关键遗传突变，如BRCA1/2、ATM、CHEK2等，这些突变直接影响癌症对治疗的敏感性。如，携带BRCA突变的患者对PARP抑制剂有良好反应，基因检测可以帮助精准筛选适合这种治疗的患者[15-16]。除了PARP抑制剂，基因检测还可评估患者对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化疗等其他治疗的反应，从而为个性化治疗提供科学依据[17]。在mCRPC中，基因检测主要用于指导个体化治疗和评估预后及治疗反应两方面。它不仅帮助筛选更适合治疗的患者，还能预测治疗效果，帮助医师动态调整治疗方案，提升治疗效果和精准度。
推荐意见2：将前列腺癌相关基因检测作为首选目标基因，这类基因检测包括AR通路、HRR突变、遗传预测及其他前列腺癌相关通路的基因检测（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中；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76.92%，部分同意：23.08%）
76.92%的专家支持将前列腺癌相关基因检测作为首选目标基因。这类检测包括AR通路、HRR突变、遗传预测及其他前列腺癌相关通路的检测。此外，15.38%的专家倾向于选择全基因组测序，虽然支持比例较低，但仍被视为一个可选方案。最后，7.69%的专家认为单纯HRR相关基因检测是一个有效的选择。
4 PARP抑制剂在前列腺癌中的临床应用—临床研究与疗效
4.1单药治疗
PROfound研究评估了奥拉帕利对比新型激素药物（恩扎卢胺或醋酸阿比特龙）在携带HRR基因突变的转移性CRPC（mCRPC）患者中的疗效。研究采用分层设计：队列A纳入BRCA1/2或ATM突变患者，队列B纳入其他12种HRR基因突变患者（如CDK12、CHEK2）。主要终点为影像学无进展生存期（radio-graphic progression-free survival，rPFS）在队列A（奥拉帕利组7.4个月vs.对照组3.6个月；HR=0.34；95%CI：0.25～0.47，P<0.001）和合并队列A+B（5.8个月vs.3.5个月；HR=0.49；95%CI：0.38～0.63，P<0.001），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次要终点OS显示奥拉帕利组生存获益趋势：队列A（19.1个月vs.14.7个月；HR=0.69（95%CI：0.50～0.97），P=0.0175）与队列A+B（17.3个月vs.14.0个月；HR=0.67；95%CI：0.49～0.93，P=0.0515）。此外，奥拉帕利组客观缓解率（objective response rate，ORR）和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缓解率显著优于对照组[18-19]。
TRITON-3研究直接比较卢卡帕利与医师选择方案（多西他赛/阿比特龙/恩扎卢胺）的疗效。在BRCA突变亚组中，卢卡帕利组中位rPFS为11.2个月，医师选择方案对照组6.4个月（HR=0.50；95%CI：0.36～0.69，P<0.001），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50%。在意向治疗（intention-to-treat analysis，ITT）人群中，卢卡帕利组的中位rPFS为10.2个月，对照组为6.4个月（HR=0.61；95%CI：0.47～0.80），表明卢卡帕利组的进展或死亡风险降低了39%。在BRCA突变亚组中，卢卡帕利组的中位OS为23.2个月，对照组为21.2个月（HR=0.91；95%CI：0.68～1.20，P=0.5044），虽然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观察到生存获益趋势[20]。
GALAHAD研究证实，尼拉帕利单药治疗BRCA突变的难治性mCRPC患者中位随访10个月时，可测量BRCA队列的ORR为34.2%（95%CI：23.7%～46.0%），含3%完全缓解（complete response，CR）和32%部分缓解（partial response，PR），显著优于非BRCA队列（n=47）的ORR10.6%（无CR，11%PR）；在生存获益方面，BRCA全队列的中位rPFS为8.08个月（95%CI：5.55～8.38）、中位OS为13.01个月（95%CI：11.04～14.29），均显著高于非BRCA队列的rPFS为3.71个月（95%CI：1.97～5.49）和OS为9.63个月（95%CI：8.05～13.44）。尼拉帕利单药治疗具有BRCA突变的难治性mCRPC患者，展示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21]。
在TALAPRO-1研究中，他拉唑帕利在携带DNA损伤修复（DNA-damage response，DDR）基因突变的重度预处理的mCRPC患者中显示出显著的抗肿瘤活性。无论是BRCA1/2突变队列还是非BRCA突变队列均表现出良好的反应率。总体队列的rPFS为5.6个月（95%CI：3.7～8.8），而BRCA1/2突变队列的rPFS则达到11.2个月（95%CI：7.5～19.2）。该研究表明，他拉唑帕尼对多线治疗失败且携带DDR-HRR变异的mCRPC患者具有抗肿瘤活性，为其提供了一种新的潜在治疗选择[22]。
4.2联合治疗
PROpel研究评估了奥拉帕利联合阿比特龙对比阿比特龙联合安慰剂作为一线治疗mCRPC患者的疗效。在不限生物标志物状态的人群中，奥拉帕利联合阿比特龙联合组显著延长了rPFS，研究者评估的中位rPFS为24.8个月，阿比特龙联合安慰剂为照组是16.6个月（HR=0.66，95%CI：0.54～0.81，P<0.001），OS数据显示，联合组中位OS为42.1个月，对照组34.7个月（HR=0.81，95%CI：0.67～1.00，P=0.054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OS具有获益趋势。另外，在HRR突变人群的OS获益未达统计学显著性，但其OS获益趋势为临床实践提供了重要依据[23]。
MAGNITUDE研究评估了尼拉帕利联合阿比特龙联合泼尼松（AAP）在HRR基因突变型mCRPC患者中的疗效。在HRR突变阳性亚组中，尼拉帕利联合AAP治疗组中位影像学无rPFS为16.5个月，显著优于安慰剂联合AAP组的13.7个月（HR=0.73；95%CI：0.56～0.96；P=0.022）。然而，在最终分析中，HRR阳性人群中尼拉帕利联合阿比特龙（AAP）对比安慰剂联合AAP在OS上未见显著性差异（HR=0.931；95%CI：0.720～1.203，P=0.585）。另外，在分层分析中观察到BRCA1/2亚组的OS改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疗效数据仅来源于HRR突变人群，缺乏全人群验证；尽管rPFS显示显著获益，但OS未观察到明显改善[24-25]。
TALAPRO-2研究结果临床试验评估了他拉唑帕利联合恩扎卢胺对比安慰剂联合恩扎卢胺在mCRPC一线治疗中的疗效。分析显示：联合治疗组中位rPFS达33.1个月，显著优于对照组的19.5个月（HR=0.667；95%CI：0.551～0.807，P<0.0001）；中位OS为45.8个月，较对照组（37.0个月）显著延长（HR=0.80；95%CI：0.66～0.96，P=0.015）。在HRR基因突变亚组中，联合组中位rPFS为30.7个月，显著高于对照组的12.3个月（HR=0.468；95%CI：0.36～0.61，P<0.0001），中位OS延长14个月（45.1个月vs.31.1个月；HR=0.62；95%CI：0.48～0.81，P=0.0005）[26-27]。亚组分析证实，BRCA突变与非BRCAHRR突变（如BRAC2、CDK12）患者均获显著临床获益。他拉唑帕利更强的PARP-DNA复合物捕获能力为其泛人群疗效优势提供了机制基础（表1）。
基于此，PARP抑制剂联合新型内分泌治疗（novel hormonal therapy，NHT）可显著改善mCRPC患者的rPFS和OS，且获益不局限于HRR突变人群。TALAPRO-2研究全人群的结果已经明确支持了PARP抑制剂（如他拉唑帕利）和NHT联合治疗的有效性，特别是对于mCRPC患者的治疗，成为当前支持联合方案临床应用的核心证据。未来需进一步优化生物标志物指导的个体化治疗策略。
5 PARP抑制剂在mCRPC中的临床应用—治疗方案与剂量调整
随着中国市场上多种PARP抑制剂（PARPi）的上市，越来越多的专家在实践中积累了对PARP抑制剂使用的经验。由于PARP抑制剂具有较强的血液学毒性，临床医师在选择起始剂量和调整治疗方案时存在不同的观点和实践。这种剂量选择的差异，主要是基于患者的个体差异、治疗反应以及药物的不良反应，尤其是血液学毒性的风险。
专家共识意见3：对于恩扎卢胺联合他拉唑帕利治疗的患者，推荐的起始剂量存在争议。建议使用0.5 mg Qd作为维持剂量（证据等级：低；推荐等级：中；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69.23%，部分同意：30.77%）
对于恩扎卢胺联合他拉唑帕利治疗的患者，推荐的起始剂量存在争议。69.23%的专家建议使用0.5 mg Qd作为维持剂量，认为这一剂量适用于大多数患者，并能保持较好的治疗效果。另一方面，30.77%的专家认为治疗初期应从0.25 mg Qd开始，并根据患者的耐受性逐步调整至0.5 mg Qd。
推荐意见4：在阿比特龙联合奥拉帕利治疗的患者中，奥拉帕利起始剂量为300 mg Bid（证据等级：低；推荐等级：中；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69.23%，部分同意：30.77%）
在阿比特龙联合奥拉帕利治疗的患者中，专家们就奥拉帕利的起始剂量提出了不同的建议。69.23%专家支持奥拉帕利起始剂量是300 mg Bid。另有23.08%的专家支持从150 mg Bid开始治疗，并在患者耐受性良好的情况下，逐步调整至300 mg Bid。少数专家（7.69%）则认为在治疗维持阶段应使用150 mg Bid的剂量，并根据患者的耐受性进行调整。
这些剂量调整建议是基于临床专家的实践经验，考虑到患者的个体差异和治疗反应。具体的剂量调整应根据患者的耐受性和临床观察进行个体化调整。下方表格中提供了说明书中的相关剂量调整参考（表2）。
6安全性与不良反应管理
6.1常见不良反应
在PARP抑制剂治疗过程中，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血液学毒性（如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和非血液学毒性（如恶心、呕吐、腹泻、肝肾功能异常）。其中，血液学毒性，如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常在治疗初期出现，且严重时可导致因中性粒细胞减少引起的感染风险升高，以及因血小板减少引起的出血倾向及疲劳等症状（表3）。非血液学毒性中，肝肾功能异常特别值得关注，因为PARP抑制剂的代谢和排泄普遍涉及肝脏和（或）肾脏，肝肾功能损害时可能导致药物清除减少、暴露量增加，从而显著增加毒性风险[28]。
6.2血液学不良反应
在PARP抑制剂的治疗过程中，血液学监测至关重要。治疗前应进行基线全血细胞计数检查，治疗的第1年建议每月复查，重点监测血红蛋白、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水平（表4）。特别是在治疗的前3个月内，建议至少每2周进行1次检测。血液学的不良反应需要及时处理，并根据监测结果进行适当调整[29-30]。
对于血红蛋白和血小板相关的不良反应，专家一致认可下表的处理策略。然而，在处理中性粒细胞减少的Ⅲ级和Ⅳ级时，专家意见存在一定差异，具体处理原则如下：
推荐意见5：对于PARP抑制剂使用期间出现Ⅲ度及以下的中性粒细胞减少，暂停药物并给予升白、升血小板治疗，待不良反应恢复后继续原剂量治疗（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强；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100%）
推荐意见6：对于PARP抑制剂使用期间出现Ⅳ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建议暂停药物并给予升白、升血小板治疗，待不良反应恢复后减量治疗（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强；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84.62%，部分同意：15.38%）
对于PARP抑制剂使用期间出现Ⅳ级的中性粒细胞减少，专家意见有所不同。84.62%的专家建议暂停药物并给予升白、升血小板治疗，待不良反应恢复后减量治疗。7.69%的专家选择继续原剂量治疗；另有7.69%的专家建议永久停药。
6.3特殊人群用药
对于肾功能不全的mCRPC患者，PARP抑制剂的剂量应根据肾小球滤过率（estimated glomerular filtration rate，eGFR）调整：eGFR为30～59mL/min时，他拉唑帕利剂量为0.35 mg Qd，eGFR为15～29mL/min时为0.25 mg Qd；奥拉帕利在eGFR为31～50mL/min时为200 mg Bid，eGFR≤30mL/min或终末期肾病患者不推荐使用；尼拉帕利在轻度至中度肾损害患者无需调整，重度肾损害患者需慎用。
在肝功能损伤患者中，他拉唑帕利无需调整剂量；奥拉帕利在重度肝损害患者中不推荐使用；尼拉帕利在轻度或中度肝损害患者中无需调整，重度肝损害患者不推荐使用[31-32]。
对于老年患者（≥75岁），使用PARP抑制剂时可能需要适当减少剂量并加强血液学毒性监测。所有患者都应定期监测贫血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等不良反应，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表格内容来源于临床研究的入组标准，然而在实际临床应用中，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表5）。因此，针对所有患者，尤其是老年或肝肾功能不全者治疗决策应结合真实世界的临床经验和个体化评估，确保患者得到最适合的治疗。
推荐意见7：PARP抑制剂的使用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适用性应根据患者的整体身体状况进行评估。（证据等级：低；推荐等级：强；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100%）
所有专家一致同意，治疗决策应根据患者的健康状况而非年龄评估。因此，尽管研究中存在一定的年龄限制，但在真实世界中，老年患者的治疗应更加注重临床经验和个体化评估。
7治疗监测与随访
7.1治疗前评估
在开始PARP抑制剂治疗之前，应对患者进行全面的评估，特别是ECOG体能状态，优先选择体能状态为0～1级的患者进行治疗[33-34]。对于合并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或其他基础疾病的患者，应首先优化其基础治疗，以确保患者能够耐受PARP抑制剂治疗[35]。基线全血检查是评估治疗适应性的关键步骤，检查内容包括血红蛋白、血小板和中性粒细胞绝对值。确保骨髓功能可耐受PARP抑制剂治疗。
推荐意见8：PARP抑制剂的使用应优先考虑血红蛋白水平在1级贫血以上的患者，即血红蛋白水平应高于100g/L（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强；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84.62%，部分同意：15.38%）
对于低于这一水平的患者（包括Ⅱ级贫血以上的患者），需要进一步评估，并可能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治疗方案。
推荐意见9：在治疗开始之前，患者的中性粒细胞计数应至少保持在1级粒细胞减低以上（ANC>1.5×109/L）（证据等级：低；推荐等级：中；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69.23%，部分同意：30.77%）
推荐意见10：基线时患者的血小板计数应保持在1级血小板减低以上（PLT>75×109/L）。低于该标准的患者需要经过进一步评估和处理，以确保其能够耐受PARP抑制剂治疗（证据等级：中；推荐等级：强；专家组赞同率：完全同意：92.31%，部分同意：7.69%）
7.2疗效评估与监测
在评估PARP抑制剂治疗mCRPC的疗效时，应采用多维度的综合评估方法。由于PSA水平在mCRPC患者中可能变化不明显，不能仅依赖PSA应答率来判断治疗效果。影像学评估（如CT或MRI，采用RECIST1.1标准）应作为核心指标，能够直观反映肿瘤的变化。同时，结合循环肿瘤细胞（CTC）数量变化、rPFS、OS和生存质量等指标，以全面评估治疗效果。这些多维度的指标能够有效克服单一依赖PSA所带来的局限性，确保对治疗效果的准确评估[36-37]。
8未来展望与临床研究方向—mCRPC中PARP抑制剂临床研究方向
未来在mCRPC治疗领域，PARP抑制剂的临床研究可从以下四个方向深入推进：1）将PARP抑制剂引入新辅助治疗，结合前列腺切除术前短期使用PARP抑制剂，以评价肿瘤病理完全缓解率及微残留病灶变化，并结合HRR基因突变状态进行精准分层；2）PARP抑制剂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联合，通过PARP抑制剂介导的DNA损伤累积和cGASSTING通路激活，提升肿瘤新抗原产生和肿瘤微环境的免疫活性，从而延缓耐药发生并提高客观缓解率和rPFS；3）将PARP抑制剂与PSMA定向放射性核素治疗（如177Lu-PSMA-617）联合，以放射线诱导的DNA单链断裂与PARP抑制形成协同效应，增强双链断裂积累，实现更深层次的肿瘤细胞杀伤，同时需在剂量和给药时序上优化以控制骨髓毒性；4）通过药物化学和药代动力学优化PARP抑制剂结构，例如改进分子靶向选择性、减少骨髓累积或应用肿瘤靶向递送载体，以显著降低血液学毒性并改善耐受性，推动新一代更安全高效的PARPi临床应用[38]。
PARP抑制剂在前列腺癌治疗中展现出重要的临床潜力。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揭示其在不同分子特征患者中的应用价值，以及如何结合其他治疗手段提高疗效。呼吁加强临床研究，尤其是在新型PARP抑制剂、早期筛查及个性化治疗方面的探索。本文无影响其科学性与可信度的经济利益冲突。
共识编写专家委员会
组长：
姚欣，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专家组成员（按姓氏拼音顺序排序）：
陈辉，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
陈立军，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陈旭升，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韩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胡滨，辽宁省肿瘤医院
李宁忱，北京大学首钢医院
刘志宇，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吕家驹，山东省立医院
邱建宏，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
史本康，山东大学齐鲁医院
谭朝晖，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医院
王春喜，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王科，青岛大学附属医院
王亮，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张爱莉，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张海梁，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
张奇夫，吉林省肿瘤医院
张振庭，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
执笔人：
廖文峰，天津市肿瘤医院
参考文献（略）
（编辑：范娟；校对：郑莉）
免责声明：此文是我的读书记录,内容只是参考｡
（文章来源：《中国肿瘤临床》2025 年第 52 卷第 24 期)
（网站编辑：龙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