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本青1，何晓敏2，张永3，张浩2，王辉山3，李守军1，代表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先天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
1.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小儿外科中心（北京100037）
2.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心胸外科（上海200127）
3.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心血管外科（沈阳110000）
通信作者：张浩，Email：drzhanghao@126.com；王辉山，Email：huishanw@126.com；李守军，Email：drlishoujunfw@163.com
【摘要】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TOF）是最常见的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重建作为其根治术的核心技术环节，直接决定患者术后血流动力学转归与远期生存质量。现阶段TOF外科治疗早期生存率已显著提升，临床关注重心转向右心室功能不全、运动耐量下降、再干预等远期并发症的防控，但在RVOT重建策略与材料选择方面，仍缺乏共识。为规范我国TOF根治术临床实践，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先天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围绕TOF术后结局、RVOT重建技术策略、重建材料选择与应用前景三大核心模块制定本专家共识。
【关键词】法洛四联症；先天性心脏病；右心室流出道重建；手术时机；重建策略；专家共识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5-27
法洛四联症（tetralogy of Fallot，TOF）是一种以右心室流出道（right ventricular outflow tract，RVOT）狭窄合并多阶段肺动脉发育不良、主动脉骑跨、对位不良型非限制性室间隔缺损和继发性右心室肥厚为病例特征的紫绀型先天性心脏病[1]，约占先天性心脏病的5%～7%[2]。
现阶段TOF的治疗仍面临不同临床研究中TOF的远期预后不一致[3]、RVOT重建过程中解除梗阻与避免反流/狭窄的矛盾[4]，以及RVOT重建材料的选择三大挑战。为应对以上挑战，国家心血管病专家委员会先天性心脏病专业委员会根据最新循证医学证据制定本共识，旨在为TOF患者的风险分层、个体化随访策略以及临床决策提供当前更全面、更高级别的证据支撑，并进一步规范我国TOF的临床诊疗[4]。
本共识讨论内容不包括诸如冠状动脉走行异常等因素，以及需使用各类带瓣管道重建RVOT相关问题。
1推荐级别与证据水平
本共识采用美国心脏病学会/美国心脏协会的推荐类别和证据水平体系，具体说明见本共识计划书[5]。
2法洛四联症根治术后结局的系统评价与Meta分析
2.1文献获取及基线特征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Medline、Ovid和Google Scholar数据库，收集1994年1月—2025年6月发表的相关研究，最后检索日期为2025年5月22日。检索得到10008篇独立研究，其中149篇符合纳入标准[4,6-153]，包含来自全球五大区域的125项队列研究，共涵盖26564例患者。文献检索方法和流程见本共识计划书[5]。
结果显示，来自亚洲、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地区：研究数量最多（45项），患者样本量最大（7732例），早期死亡率为2.41%，晚期年死亡率达0.35%/年，再干预率为2.28%/年。拉丁美洲地区：纳入6项研究，共3408例患者，早期死亡率为3.85%，晚期年死亡率达1.98%/年，再干预率为1.36%/年。非洲及中东地区：纳入13项研究，共1079例患者，早期死亡率为4.08%，晚期年死亡率达0.76%/年，晚期年再干预率达1.12%/年。北美与欧洲地区：早期死亡率（2.84%vs.3.31%）和晚期再干预率（2.15%/年vs.1.91%/年）接近，欧洲的晚期年死亡率（0.42%/年）略低于北美（0.71%/年）。
手术方式年代趋势：经心房入路占比自1955年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1995年后上升速度明显增快。经心室入路在1965年之前远高于经心房入路，1965—1975年两种手术方式占比呈现交叉，自1975年后两种手术方式差距明显增加，经心室入路明显下降。
跨瓣环补片（transannular patch，TAP）使用的变化趋势：（1）1955—1970年，TAP的使用逐渐增加，同时期再干预率也出现增加趋势；（2）1970—1985年，TAP的使用增加，再干预率下降；（3）自2000年开始TAP的使用逐渐减少，同时期再干预率也出现下降趋势。
校正后TAP的年代分布为：1994—2025年稳定波动在50%左右，而在2017年前后，TAP基本呈下降趋势，之后逐渐回升，但整体趋势仍在下降。
2.2合并效应分析
年龄分组和结局指标分析：为探究年龄对手术结局的影响，将患者分为手术年龄>1岁组和手术年龄≤1岁组。手术年龄>1岁组平均年龄（5.1±6.2）岁，年龄≤1岁组平均年龄为（0.7±0.3）岁。
年龄≤1岁组与年龄>1岁组相比：根治术前分流术占比一致（16%vs.16%），单纯经心室入路使用率更低（28%vs.61%），经心房修复（69%vs.59%）、TAP使用率都更高（60%vs.46%）。年龄>1岁组与年龄≤1岁组早期死亡率分别为2.84%［95%CI（1.99，3.83）］和1.47%［95%CI（0.94，2.12）］，晚期死亡率分别为2.94%［95%CI（1.69，4.52）］和1.16%［95%CI（0.40，2.33）］，晚期再干预率分别为12.19%［95%CI（7.48，17.86）］和13.42%［95%CI（7.21，21.17）］，但异质性皆>95%。≤1岁组早期与晚期死亡率均显著更低，提示婴幼儿期行TOF修复术的近期和远期预后更佳；两组晚期再干预率均较高，提示TOF修复术后终身随访的重要性。
结局指标相关影响因素的Meta回归分析：修复年龄的增大（β=0.035，P=0.002）、经心室入路使用比例的升高（β=0.006，P=0.02）和经心房入路使用比例的降低（β=−0.006，P=0.02）与早期死亡率升高显著相关。
对于晚期结局，手术年代越早（β=−0.036，P=0.006）、经心室入路使用越少（β=−0.014，P=0.001）、经心房入路使用越多（β=0.014，P=0.001），晚期死亡率越高。随访时间越长，晚期再干预率越高（β=0.052，P=0.03）。研究规模、性别均未显示出显著关联。
以上结果表明：（1）亚洲地区（尤其是中国、日本、韩国）的早期死亡率、晚期死亡率全球最低，可能与亚洲地区医疗水平的整体提升相关。（2）TAP使用率的年代变化不大，逐年呈缓慢下降趋势，占比平稳。（3）经心房入路逐渐增加，经心室入路逐渐下降，自1975年后以经心房入路为主流手术方式。（4）排除异质性干扰后，手术修复的平均年龄越大其早期死亡率越高。婴幼儿期TOF根治术的早期和晚期死亡率均更低。
3法洛四联症右心室流出道重建策略
3.1TAP策略
经右心室切口跨肺动脉瓣环RVOT补片目前仍为TOF解剖矫治疏通RVOT的重要技术，尤其适用于严重肺动脉瓣发育不良病例[6]。其核心优势在于可全面解除RVOT梗阻，但需权衡术后肺动脉瓣反流对右心功能的长期影响[9]。近年来，通过限制性切口和瓣膜成形技术可部分改善预后，但仍需长期随访验证其效果[103,154]。美国胸心外科医师协会先天性心脏手术数据库（STS CHSD）显示TAP比例从2000年的78%降至2020年的52%[155]。
3.1.1TAP的适应证
推荐1：对于肺动脉瓣环发育不良（Z值<–3）和/或瓣叶发育不良、严重肺动脉瓣畸形（瓣叶融合、单叶瓣）、肺动脉瓣下室间隔缺损及漏斗部严重狭窄导致流出道血流动力学梗阻无法有效疏通的病例，建议采用TAP技术[103,156-159]。单纯瓣叶发育不良较少应用（Ⅱa，B）。
3.1.2TAP的手术技术
单瓣重建时通过补片材料构建单瓣叶改善或替代肺动脉瓣功能，短期可减少反流，从而可能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操作要点：瓣叶深度要满足在闭合水平覆盖主肺动脉后壁，宽度需满足瓣口直径达到正常人群肺动脉瓣环直径[160–161]，外层使用补片加宽RVOT和肺动脉。目前可选用的瓣叶重建材料主要包括自体心包[162–163]，聚四氟乙烯（PTFE）[160]，自体心耳[164-166]，其他材料（牛心包、牛颈静脉、同种移植物等）[161,167–168]。目前临床上的主要争议在于，必须接受TAP的患者，单瓣重建能否带来确切的长期益处，即尽管单瓣重建在短期内能有效减轻肺动脉瓣功能不全，但其在改善右心功能方面的长期效果仍需进一步评估[162]。多数专家认为，单瓣重建可改善围手术期肺动脉瓣的闭合能力，并有效减少术后早期（数月内）肺动脉瓣关闭不全，但并未显著改善术后早期死亡率、ICU停留时间等临床结局，提示其功能益处可能有限[169]。
右心耳（right atrial appendages，RAA）瓣是一种由患者自体RAA组织构建的肺动脉瓣[164]。其技术核心在于选择形态合适的RAA，剪裁缝制成双叶或三叶半月瓣结构[164]。RAA瓣膜术后反流率较低，术后1年随访结果良好[164]。RAA瓣膜相较于其他材料的独特优势在于RAA属于自体活组织，无需化学固定，具有较好的组织相容性，理论上具有生长潜能[165]。
限制性TAP是一种权衡流出道通畅性与肺动脉瓣反流风险的精细化技术，通过限制性扩大肺动脉瓣环和疏通RVOT，显著改善传统TAP导致的术后肺动脉瓣反流、右心功能不全，降低再手术率[103]。该技术的关键原则在于术中使用探子精确测量补片宽度，将术后肺动脉瓣环直径的Z值控制在临界阈值，以实现“最小必要扩大”[103,170]。
TAP的优点在于，可彻底扩大狭窄的肺动脉瓣环并加宽RVOT，有效解除梗阻。相较于保留肺动脉瓣的TOF根治术，TAP术后残留狭窄的再手术率较低[9,171]。但TAP不可避免地导致肺动脉瓣反流，术后因肺动脉瓣反流需再干预的比例较高[131]。
推荐2：切口设计及大小：沿RVOT至肺动脉主干纵向切开，必要时延伸至肺动脉分叉处[4]。由于心室切口大小可能与远期右心室功能下降相关，建议尽可能缩小心室切口范围（长度根据圆锥隔长度调整），通过最小化右心室漏斗部切口，减少术后右心室功能损伤和并发症（如肺动脉瓣反流、右心室扩张等），避免广泛切除RVOT肌肉，可考虑仅松解部分限制性肌束，减少对右心室结构的影响[9,153,172]（Ⅱa，B）。
推荐3：补片宽度的设计：补片修剪成“长椭圆形”，最宽处多位于肺动脉瓣环水平，加宽后使主肺动脉、肺动脉瓣环及RVOT直径Z值纠正至0±2范围内（Ⅱa，B）。
推荐4：TAP后根据具体情况对肺动脉瓣进行个性化处理，可切除全部或部分瓣叶（尤其是当瓣叶明显增厚卷曲时）；亦可采用单瓣重建、RAA替代等技术[173–174]（Ⅱa，B）。
3.2保留肺动脉瓣策略
保留肺动脉瓣策略的核心在于合理选择适应证、精细化手术操作及术后严格评估。尽管存在Z值评价肺动脉瓣环发育的标准不统一和保留肺动脉瓣策略的长期效果待验证等挑战，但该策略降低了肺动脉瓣反流风险与再干预次数。然而，其存在残留狭窄风险，这仍是TOF根治手术存在争议和需优化的关键方向[6,131,173,175–176]。
3.2.1保留肺动脉瓣的适应证
对于肺动脉瓣环处于临界状态（Z值>−3且<−2.5）的TOF根治术，可根据术中情况，决定采取保留肺动脉瓣或TAP技术[173]。近年来，关于Z值的临界值争议不断，有研究[6,131,177]发现Z值<−2.85是术后中期肺动脉瓣反流的独立风险因素，且该部分患者术后5年内中度/重度反流风险较高。
推荐5：术前评估显示肺动脉瓣环发育相对充分（例如Z值>–2.5）且瓣叶结构可修复（多为三叶或二叶瓣），并以右心室漏斗部狭窄为主者，建议优先采用保留肺动脉瓣策略，以降低远期肺动脉瓣反流风险与再干预负担[173]（Ⅱa，B）。
3.2.2保留肺动脉瓣的手术技术
瓣叶修复技术适用于单纯瓣叶发育不良，即肺动脉瓣环内径接近正常，但瓣叶本身存在严重畸形，如瓣叶增厚、挛缩、交界融合或呈单瓣/二瓣化畸形，导致瓣口狭窄。可采用以下方式：（1）交界切开：对于肺动脉瓣交界的融合或狭窄，可在术中切开融合的交界，扩大瓣膜开口，术中需配合探子评估瓣环尺寸，确保切开后的直径符合预期；（2）瓣叶削薄：对于瓣叶增厚或发育不良的肺动脉瓣，通过削薄增厚瓣叶，可增加瓣叶活动度及闭合面积；（3）原生瓣叶严重发育不良时，可用心包或人工补片加宽瓣叶以增加对合面积[103,176,178-180]。
肺动脉瓣环扩大技术适用于单纯瓣环发育不良，即肺动脉瓣叶本身形态、数目和活动度基本正常，但瓣环内径小于正常值。可采用以下方式：（1）术中球囊肺动脉瓣成形术：通过肺动脉切口置入球囊导管，借用球囊的径向力对发育不良的肺动脉瓣环进行“拉伸和重塑”，扩张狭窄瓣环[171,179,181]。对于瓣环轻度狭窄患者，通过单纯瓣膜球囊扩张即可达到解除狭窄的目的[41]。（2）对于瓣环狭窄相对较重的患者：需行肺动脉切口和RVOT切口，完全解除肺动脉瓣环前半部分上下的软组织牵拉限制，扩张后进行瓣环上下补片，实现扩大瓣环的同时保证瓣环的完整性[178]。
长期随访显示，保留肺动脉瓣环患者的右心室结构和功能更优，5年免于再干预率和生存率与TAP相似，但保留肺动脉瓣手术在提高患者30年生存率以及减少再干预次数方面更具优势，远期肺动脉瓣功能维持更佳[6,182]。需要注意的是，保留肺动脉瓣策略也面临可能增加RVOT梗阻再手术风险的挑战[4]。
推荐6：保留肺动脉瓣的瓣叶修复技术旨在通过精准的解剖修复和瓣叶结构优化，以及必要时对瓣环的适当处理，维持自体瓣膜的有效闭合能力，最大程度保留肺动脉瓣的生理功能[6,171]。通过避免传统TAP技术的使用，可显著降低由于传统TAP所致的远期重度肺动脉瓣反流风险，进而规避右心功能不全等远期并发症。术式决策需术中具体评估肺动脉瓣叶形态（包括瓣叶数目、交界发育情况及启闭功能）[183]（Ⅱa，B）。
3.3右心室漏斗部保留技术及限制性RVOT切口
右心室漏斗部保留技术（right ventricular infundibulum sparing，RVIS）的主要目标是通过避免或采用最小右心室切口，减少右心室瘢痕形成，保留右心室漏斗部的完整性，旨在减少对右心室结构的影响并改善术后血流动力学[14]。
3.3.1RVIS的适应证
通常建议在新生儿期后进行，且体重达到或超过4kg[110]，这主要是为了降低手术难度和风险。肺动脉瓣环的尺寸是关键因素。虽然RVIS策略倾向于尽可能保留自体瓣膜，但当瓣环发育不良时，可能需要行限制性跨瓣环切口[184]。
推荐7：当RVOT总体发育良好且梗阻主要来源于右心室漏斗部局限性肌束肥厚时，可考虑RVIS技术或限制性RVOT切口，以减少右心室切口长度和瘢痕负担，并尽可能降低切开瓣环的概率[66]（Ⅱa，B）。
3.3.2RVIS的手术技术
通过经心房路径和肺动脉路径闭合室间隔缺损、处理肺动脉瓣狭窄和疏通RVOT。限制性右心室切口通常位于圆锥间隔底部，终止于调节束与右心室游离壁连接处的头端数毫米处，仅用于暴露和解除RVOT狭窄，避免向下延伸至调节束附着点以外的区域，仅切开2～3条梗阻肌束，避免广泛切除RVOT肌层[9,164,185]。长期随访显示，与传统切口相比，限制性切口患者的右心室舒张末期容积更小，射血分数更高[172]。与传统TAP相比，RVIS可显著降低肺动脉瓣反流发生率，且术后心律失常和低心排血量综合征发生率更低[14,41,161]。
3.3.3RVOT狭窄解除疗效评估
近年来，美国心脏协会将TOF术后右心室/左心室收缩压比值（PRV/PLV）≥2/3且跨瓣压差≥60mmHg（1mmHg=0.133kPa）界定为以狭窄为主的RVOT功能障碍[186]。若术后PRV/PLV>0.8，需通过经食管超声心动图进一步区分解剖性或动力性梗阻，并调整血流动力学（如停用强心药）后重新评估[14,173]。目前对于“充分解除”和“可接受的残余梗阻程度”的判定标准尚未统一。
推荐8：TOFRVOT重建术后应常规评估RVOT狭窄解除效果，评估指标包括跨肺动脉瓣环压差、PRV/PLV等。可在术中直接测量右心室压力，也可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测量RVOT流速计算残余压差。许多专家认为，术后判断RVOT狭窄解除满意的条件为：PRV/PLV≤0.5且跨瓣压差<30～40mmHg，但需结合具体病例和手术实际情况来考虑[173]（Ⅱa，B）。
4右心室流出道重建材料的选择及应用前景
4.1RVOT重建材料的选择
4.1.1RVOT重建补片材料
4.1.1.1自体心包补片
新鲜自体心包可在术中直接获取，无成本、无免疫原性，组织活性高，具有分化形成血管壁组织的潜力[187–188]。但在自然状态下，新鲜自体心包可能在手术操作过程中发生收缩卷曲，增加手术难度，同时受限于患者的心包状态，对于需多次手术的患者，面临可用心包组织不足的问题[189]。长期随访发现，新鲜自体心包补片亦存在形成膨出瘤的风险[190]。戊二醛固定自体心包补片，可提高心包补片的强度，便于术中操作并降低远期膨出瘤形成风险[191]。通常使用浓度0.6%的戊二醛处理心包补片10～20min，使用生理盐水冲洗后作为补片材料使用。经戊二醛固定的心包补片，远期也会面临钙化风险，并且随固定时间的延长，钙化风险也越高[192–193]。
推荐9：对于需进行RVOT重建的患者，自体心包补片为首选补片材料（Ⅱa，A）。
4.1.1.2异种心包补片
牛心包作为使用最多的异种心包补片，具有低抗原性及良好的强度和外形[109]。未经固定的牛心包补片可能发生炎症被吸收，同时伴有感染发生风险，发生率约5%，而交联固定后发生率可降至<1%，因此需要预先通过交联方法降低其抗原性并增强机械强度[194]。0.6%戊二醛处理过的牛心包补片，可获得最佳的材料特性，但仍伴有钙化风险，中期随访结果显示再干预率为3.6%[192,195]。其次是通过光交联的方法进行固定，获得的牛心包补片具有无免疫原性、低钙化风险、无细胞毒性、能实现内皮化等特点。中长期随访发现，补片仅有轻中度炎症反应及钙化[196]。另外，也可使用专用抗钙化组织工程技术处理后的牛心包，尽管仍需低浓度的戊二醛进行固定，但远期再干预率仅4.9%～6.2%[197–198]。
推荐10：对于自体心包组织缺少的患者，经过交联固定的牛心包可作为备选的首选补片材料，但需密切监测感染风险（Ⅱa，A）。
4.1.1.3合成材料补片
膨体聚四氟乙烯（ePTFE）具有相对较好的生物相容性，在短期内与自体心包补片效果相当，但伴随发生动脉瘤的长期高风险[193]。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Dacron）补片会导致假性内膜的形成，因此在RVOT重建术中并未被广泛使用，在有限的报道中使用Dacron补片的患者远期生存率仍保持在90%以上，因此需要根据术者判断谨慎使用[153]。
推荐11：合成材料补片包括ePTFE、Dacron等，可作为可备选材料（Ⅱb，B）。
4.1.2RVOT重建瓣膜修复材料
4.1.2.1心包材料
心包组织作为瓣膜材料的耐久性要显著优于生物瓣膜，10年再干预率为23%，15年再干预率为36%[153]。通常在TAP扩大中利用心包组织缝合单瓣，相较于无瓣叶患者，可在术后早期显著降低肺动脉瓣反流风险[199]。但在中长期随访中，瓣膜可能发生收缩变形，导致随时间进展的肺动脉瓣反流发生，10年再干预率约20%[99,200]。近期也有研究[201]在成人患者中，借鉴Ozaki手术的理念，使用经戊二醛处理后的心包组织重建肺动脉瓣三瓣叶，但在儿童中的应用需要谨慎评估。
推荐12：新鲜或经戊二醛处理的自体心包或异种心包组织，均可作为良好的肺动脉瓣修复材料（Ⅱa，B）。
4.1.2.2合成材料
重建方式主要为单瓣叶与双瓣叶两种，单瓣叶的缝制方式同心包组织，双瓣叶的缝制方法是先将0.1mm厚度的薄壁ePTFE材料裁剪为扇形结构，将其折叠后缝合于心室切口边缘。与单瓣叶方法相比，双瓣叶可以提供更持久的抗反流效果[202]。此外，手工缝制的两叶瓣和三叶瓣的ePTFE带瓣管道目前在TOF术后远期肺动脉瓣反流患者中已广泛使用，与自体心包带瓣管道相比，降低了术后管道瓣膜反流与狭窄发生率[203]。在选用ePTFE带瓣管道时，应注意自制瓣膜的缝合技术同质化，并尽可能选择较大尺寸的管道以降低再干预率[204]。
推荐13：人工材料ePTFE（薄壁）同样可以应用于肺动脉瓣重建（Ⅱa，B）。
4.1.2.3RAA组织
RAA组织近年来被发现可应用于重建替代肺动脉瓣，经修剪处理后，可制成双叶瓣膜，并具有一定的生长潜力。在肺动脉瓣重度发育不良的患者中，新肺动脉瓣早中期随访结果良好，术后6个月仅轻度肺动脉瓣反流[165,205]。
推荐14：自体RAA组织可构建双叶肺动脉瓣，具有临床应用潜力（Ⅱa，B）。
4.1.2.4带单瓣的补片材料
补片材料来源包括将牛颈静脉管道裁剪成带单瓣的补片材料，以及已商品化的脱细胞牛心包单瓣补片等生物材料。这些材料避免了手工缝合瓣膜带来的差异，保证了同质性，通过模拟天然瓣膜结构，可降低术后早期反流风险，但术后中远期仍然伴随钙化及衰败风险[206]。
推荐15：在TAP手术中，亦可考虑使用带单瓣的补片材料进行RVOT重建（Ⅱa，B）。
4.2RVOT重建材料的应用展望
对于儿童患者而言，RVOT重建材料应该满足结构稳定、长期耐久性，同时具备一定的生长潜力。而RAA组织作为重建肺动脉瓣的创新材料，目前需要多中心的前瞻性研究及长期随访来进一步明确其应用价值。此外，一些新型材料也极具临床潜力。MASA瓣膜作为一种聚合物肺动脉瓣，目前已在费城儿童医院进行RVOT瓣膜重建的临床试验，公开资料显示首例患者术后早期瓣膜功能评价较为可观，但目前尚无系统性长期随访结果发表[207]。而硅氧烷聚氨酯-脲材料、多面体低聚倍半硅氧烷-聚碳酸酯脲氨酯纳米复合聚合物等材料已逐渐开始在成人瓣膜疾病的治疗中应用，早期均显示出良好的稳定耐久性与生物相容性，并提供优异的血流动力学[208]。随着进一步创新与研发，这些材料未来也有望应用于儿童RVOT重建，匹配儿童的生长需求，维持长期稳定的血流动力学特性，减少干预次数，提高生存质量。
利益冲突：本专家共识未接受任何医药企业资助，无任何利益冲突。
执笔专家：马凯（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何奇彧（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何晓敏（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永（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
审稿专家：孙国成（西安市西京医院），李炘（苏州儿童医院）
问题提出专家：安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曹华（福建省妇幼保健院），陈寄梅（广东省人民医院），陈良万（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陈仁伟（湖南省儿童医院），陈瑞（青岛市妇女儿童医院），陈欣欣（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丁以群（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董念国（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范太兵（华中阜外医院），范祥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顾春虎（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花中东（深圳市儿童医院），廖东山（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赁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刘锦纷（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刘彩霞（山西省儿童医院），李守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李晓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李炘（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李勇刚（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马力（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莫绪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彭帮田（河南省胸科医院），孙国成（西安市西京医院），王辉山（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王强（北京安贞医院），温树生（广东省人民医院），吴忠仕（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文平（大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邢泉生（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闫军（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克明（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杨一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叶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翟波（河南省儿童医院），张本青（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张海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张辉（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张近宝（中国人民解放军西部战区总医院），郑景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祝忠群（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周诚（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邹勇（江西省儿童医院）
参考文献（略）
收稿日期：2026-02-05修回日期：2026-04-22
本文编辑：雷芳，刘雪梅
免责声明：此文是我的读书记录,内容只是参考｡
（文章来源:《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网络首发日期： 2026-05-27)
（网站编辑：龙伟）
